安蓉泉《中國青年報》(2014年12月22日11版)
  高職院校“文化育人”的口號已叫喊了多年,但效果一直不夠理想。除了社會負面影響、發展壓力在身、工科教育背景、缺乏人文教育的經驗和人才儲備等因素外,在認知、主體和工作方法上存在的“錯位”現象,也加劇了高職人文教育的“效果損耗”。
  高校建立黨政兩套體系本是為了發揮兩種管理資源的優勢,但一直以來,高校形成了“黨政分開”、一個抓思想一個管業務的工作習慣;加上高職院校行政領導在校企合作、專業建設、雙師隊伍乃至基本建設等“發展難題”上壓力在身,十分忙碌,這就導致高職院校開始重視文化育人後,這項工作自然演變成由黨委主管的宣傳、工會、學工等部門為主,通過技能文化節、社團活動、志願者服務、暑期實踐等第二、三課堂,把活動搞得轟轟烈烈、熱熱鬧鬧。
  與此同時,行政系統在制訂人才培養計劃、分析教學質量、完善教學考核工作時,基本上還是就專業談專業,就技能談技能,沒有把對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目標、教學設計和考核指標列入議程,導致課多面廣、與就業關係密切、對學生影響較大的專業課程,少有文化育人的自覺和相關內容的融入。
  與之相應,在各類文化育人的研究、論壇會議上,忙碌其中的主要是黨委系統宣傳、學工、團學、工會、思政、總支等部門及人員,和第一課堂關係緊密的行政分管領導、專業負責人等很少現身。
  如此“分工”帶來的問題:一是占據絕對優勢課時和“第一課堂”地位的專業課,忽略了文化育人的最大載體和施教平臺;二是“第一課堂”都不重視“專業與素質”的結合,二、三課堂的活動效果難免游離於專業之外,出現就文化談文化、就活動搞活動的“兩張皮”現象;三是由於“分工”太開沒有實現“勁往一處使”,容易導致分管第一課堂與分管第二、三課堂領導在時間、精力、場地以及資金方面的認識分歧和行動掣肘。
  目前,高校思想文化教育的效果普遍不理想,除了社會負面因素影響外,高校人文社科、思想政治課教師生活“圈子”太小,脫離火熱的生產生活實際,滿足“三點一線”的安穩生活也是一個重要原因。“高大上”的思想教育內容,和麵臨就業競爭壓力、希望掌握就業本領的學生心理缺乏互動,講課宏大敘事不貼人氣、遠離社會不接地氣,口無遮攔不傳導正氣,使得學生難以樹立起對核心價值觀的“主心骨”認知;走向社會後,那些“正確的”思想教育內容,很容易在多樣、現實的社會問題面前風流雲散。
  高校的黨組織以及黨委管理的組織、宣傳、工會、學團等職能部門,承擔著把執政黨的政治意圖具體落實到高校基層單位的政治使命。中央、省、市關於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社會和生態“五位一體”政策精神的傳遞,以及上級部門頻繁多樣的各類任務和考核,使得高校黨組織很容易處在疲於應付、滿足完成“規定動作”的狀態上,至於這些“學習”、“活動”和“上報材料”在多大程度和學校的中心工作相關,容易出現思考較少辦法不多的情況。
  此外,由於現行體制要求高職院校書記抓好“發展大局”,也由於不少書記是由原來的校長轉任過來,作為高校政治文化主要設計者的黨委書記,經常處在和政府及企業聯絡、跑發改委及財政部門要項目要資金等業務工作的忙碌中,無暇靜下心來研究推進政治文化在高校的“三貼近”工作。筆者到一些高職院校學習,不少書記在學校發展問題上情況熟悉很有思路,但黨的建設、文化育人則輕描淡寫一筆帶過。這導致一些高校的黨建工作容易被人們看作“上級的要求”,是“硬任務”,但和高校的實際需求似乎關係不大;黨建工作貢獻度虛化,管理隊伍普遍更願意做業務工作,中層黨、政管理人員輪崗出現心理和能力調適上的困難。
  當前高校黨建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,不是重視不重視的問題,而是方法適應不適應的問題,是黨建與業務工作“兩張皮”現象能不能有效解決的問題。解決黨建工作方法問題的著力點,就是要探索解決好黨建工作和中心工作的“結合點”,提高黨建工作的滲透力、說服力和貢獻度。
  從杭州職業技術學院的實踐來看,一是在思想和體制上理順關係,在校黨委提出的文化育人問題上,黨、政班子不僅要“同心”,互相支持,而且要“共事”,共同擔當。二是把文化育人工作的重點,放在教工“師德師風”、學生“職業素養”這兩個與隊伍建設、技能培養密切相關的中心工作基點上。三是引導二、三課堂的素質教育“貼近”技能教育。目前看來,學校已經走出了一條高職院校文化育人的有效道路。
  (作者系杭州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、教授)  (原標題:高職“文化育人”的錯位與調適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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